鹌鹑 第61节（1 / 4）

没两分钟杨剪就回复了。

“新年快乐。”

李白这才稍稍恢复清醒，深吸口气点开视频，祝炎棠那个自恋狂只拍了三秒钟的烟花，剩下十二秒都是怼脸自拍，神采奕奕的，也听不清在念叨什么。

“不是我拍的。”李白按了按太阳穴。

“我知道。”杨剪说。

“我睡了，晚安。”接着又道。

李白不小心滚到了地上，瞪着屏幕，“晚安。”这两个字他打错了三遍。

杨剪摆明了不想聊天，这又有什么错呢？杨剪是在提醒他遵守他自己提出的约定。春节过完已经到了三月，再之后的日子，李白也没有再去踩那条界线。他继续活着，用他自己半死不活的方式，从名贵首饰似的男女间下班，到山林和泥土间找人，吃到芥末会掉眼泪，听到员工议论自己的八卦会翻白眼，看到感人的电影，也不过是边翻白眼边掉眼泪罢了。

生活被一条叫做奔忙的线穿起来，就怕这线不小心断掉，会“慢慢好起来”吗？生活它究竟会好吗？李白回答不了。只是某些瞬间，他会觉得自己已经苍老不堪。每个周四依然是鲜活的，令人期待的，可高考过后习题课也随之停止，这七分之一的日子又恢复了死气沉沉。

杨剪放假了么？会出去玩还是待在家里补觉？李白又在琢磨这些问题。从五月初开始他就没办法离开北京，接了一部新电影，祝炎棠已经成了绝对男主，饰演一位江洋大盗，良心发现地把国宝偷回来还给祖国。而在北京拍摄的戏份全部由李白的团队负责造型，本来前段时间已经拍好了，可是导演在镜头方面是个完美主义者，并且是个得罪不起的任性大佬，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原班人马拉回来返工。在片场待着，周围一堆熟人，李白心里时常很空，总怕在自己抽不开身的时候红面具有了动静，可他的钱的确快花完了，年初交了店铺租金，他急需这一天五千块的佣金。

拍摄预计在六月底彻底结束，有好几个场景都是在故宫取的景，这么多年李白屡次路过天安门，从没进去当过游客，现在却能睡在里面的戏棚，他自己也觉得有点戏剧。最后几天都在拍大盗围观升国旗的镜头，他也远远地看着，就想起杨剪起早翘课带他来看的时候，天还没亮，公交车一辆也没有，他们的摩托还被武警扣在西单了，不让开上长安街，于是牵起手玩儿命地跑。

最终还是看上了，国歌奏响前的刹那，他们站在庞大人群的外围。杨剪举着卡片机，把他害臊的脸拨正，给他拍了好多照片。

“你是我的蝴蝶。”杨剪看着琉璃瓦顶的朝阳，又去看李白的眼睛，还莫名地说了这句话。

那时的李白尚且听不懂，只知道脸红。

杀青最终还是延长了几天，七月初，李白拿到钱款，给店里交了电费，补了货，也回去踏踏实实地干了几天活儿，照顾了一些老客。也许是前段时间在文物景区被迫戒烟，现在一旦自由就抽得太凶，李白不幸得了支气管炎，只得戴着口罩给人剪发。熬到了七月底，药都开了两轮，这咳嗽还是不见好转，李白不敢抽烟了，也听了医嘱，不敢吃安眠药，半夜睡不着觉也只能自己挨着。

他急得起了好几个痘，舌钉也刮得溃疡肿痛，成天昏昏沉沉，咳得嘴里发腥，却又觉得不能再把时间耗下去，要快点出发，至少再排查几个小镇，他就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。没曾想到很快就有人帮他打断这种纠结，是那个消息最灵通的私家侦探，大半夜的，把两张照片发给了他。

照片里光线暗淡，背景模糊不清，似是神坛，而神坛前面站了两人，第一张照片，他们对神坛跪拜，第二张照片，他们亲切握手，并排面对镜头。

其中一个是外国人，西装革履，气度不凡，神似特朗普。

另一个则戴着面具。

赤红色的、足够遮住全脸的面具。长角獠牙，狰狞诡诞，黑嘴里点了个鲜红的圆点，宛如断舌一条。

“这是当地的传单，有人在街上发，”侦探说，“原件在我这里。”

次日一早，李白就去了这家伙位于昌平的事务所，花了两万块钱，拿到了那张小广告，也得到了它被发放的具体位置：贵州，铜仁，德江。

再没有耽误的理由了，李白上次回北京前把那辆suv停在贵阳维修，这会儿早已完工，坐飞机过去，取了车正好往德江开。从事务所出来他就在网上买了临期机票，下午三点起飞，他抢到了最后一张。但还得回店里收拾行李，中午匆匆打了辆车往机场赶，还没开上几米，刚过了东直门外大街就开始堵，车子缓缓滑行，司机为了省钱，空调也是开一会儿关一会儿。李白只觉得一肚子火往上窜，摇下后座的车窗想透气，不经意间，他瞥了一眼路边。

有个戴墨镜的老爷子穿着身老唐装，坐在人行道边上，两棵银杏树之间，侧对着自己这条辅路，拉一把二胡。

乐声飘进窗口，不是《二泉映月》，倒像是在模仿马鸣和马蹄。

路人各走各的，只有一人在他身边驻足，瘦瘦高高，可能是站了很久，跟他隔了一步远